據《新京報》報道，4月23日，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次審議旅游法草案。三審稿明確提出，“景區提高門票價格應當提前六個月公布”，同時新增了控制景區門票價格上漲的程序規定：“利用公共資源建設的景區的門票和景區內的游覽場所、交通工具等的收費，實行政府定價或者政府指導價，嚴格控制價格上漲。擬提高價格的，應當舉行聽證會，征求旅游者、經營者和有關方面的意見……”

　　相信很多人看到這個條款，會很自然地聯想起近日備受關注的鳳凰古城“圈城收費”。《旅游法》正式頒布實施，今后能“管”得住類似行為嗎?

　　這在很大程度取決于如何界定“公共資源”。公共資源因為產權屬性不同(全民所有還是集體所有?中央國有還是地方國有?)，以及公共旅游資源的品質等級不同(世界級?國家級?省級?縣級?)，性質可能差距很大。如果沒有具體的、可操作性的規范，這樣抽象的規定，可能在執行中要么難以兼顧公平，要么很難落實。

　　以鳳凰古城為例，城里雖也有沈從文故居等屬于政府的文物保護單位及政府資產，但整體卻是社區型景區，乃是主要由私有產權性質的民居聚合而成的人文景觀，少量“公共資源”和當地居民的大量“私有資源”夾雜在一起，很難簡單地參照“利用公共資源建設的景區”來管理，不能實行政府定價，也很難舉行聽證。

　　而且，沒有實施細則、司法解釋或配套制度的細化，即便是很明確的“利用公共資源建設的景區”，也難以對景區漲價進行有效聽證。比如故宮，如果要舉行漲價聽證的話，其旅游者聽證代表該怎么選擇?是從北京、全國還是全世界范圍篩選聽證代表?成本高昂卻未必有代表性，畢竟旅游者的成分實在是太復雜了。

　　要解決這個問題，建議在今后的實施細則中，對“利用公共資源建設的景區”進一步分類細化。

　　一類是如九寨溝、張家界、長城等具有不可替代價值、產權為全民所有的景區，理應通過“國家公園”的形式成為“公益型景區”，未來由中央政府全額或差額補貼，實行免票或者低門票價格。執行以“合理成本+合理利潤”為原則的門票定價機制，并仿效上市公司，定期公布經過第三方審核的財務數據，置于全社會監督之下。

　　另一類則應為“混合型景區”，雖然利用了公共資源，但其依托的公共資源可能質量等級不是太高，可替代性比較強，在從旅游資源轉化成為旅游產品的過程中，需要地方政府或投資商高成本投入，則應由地方政府實行市場指導價或最高限價管理。

　　像鳳凰古城劃入“混合型景區”比較適合，如要“圈城收費”或漲價的話，則要有利益博弈、決策磋商的過程，有對當地利益訴求多樣化的利益主體的補償機制和分配機制。(新京報 劉思敏)